有关李龙先生的追忆

因受疫情阻隔，我已经近一年没有回去武汉，也许久没有收到来自武汉的消息。昨天清晨却突然收到武大法理学校友群和武大法学院校友群中潮水一般的短信。李龙老师的讣告、生平照片以及各位校友的悼念文字赫然出现，我才知道先生已经于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日下午离开我们，享年83岁。

看着满屏的信息，我一时怔怔，直到邱思珣博士又单独发来一条消息，说“李龙先生去世了。想起你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他还很精神。老一辈的先生都渐渐逝去。”眼里的泪水顿时不住泉涌。

去年年底借着公务回过一次武汉，与几位师友得以一见。听凌彦君博士等几位好友说先生曾经住院，当时便十分担心先生的身体情况。无奈行程匆匆，没能前去探望。岂知先生骤然仙逝，如今只能空余悔恨、歉疚与悲痛。

因我入学的时候先生便年事已高，无缘时时跟随学习。几次接受先生教诲的机会便格外宝贵，那些场景均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大一的时候，先生为法学院的新生举办了一次讲座。先生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且就如何学习法学、如何做好一个法律人给予了很多建议。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叫大家不要过于担心就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他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坐牢”。这是指他本科时因发表文章《什么叫社会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又因致信铁托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的经历。先生的青年、盛年有二十多个春秋在囹圄中度过，但毫不倦怠，终成一代宗师泰斗。并且他还多年主持脱胎于武大法学院的珞珈律师事务所，为他人辩白洗冤。先生用他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追求真理、坚守术业是知识分子的本分，捍卫法治、保障人权是法律人的天职。

硕士入学面试时，我被面试组老师要求论述分析实证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先生正是面试组主席。期间他突然问我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哪年出版的。我完全没想到会被问到这样细致的问题，只好窘迫地说不太记得。先生看我答不出来，笑着说道是1832年。我的面试也顺利通过。我想先生绝不是为了刁难而问了这个问题，而是想提醒我读书不要只是观其大略，对于一些重要细节以及历史脉络也应有所把握。先生的记忆力也着实令人叹服。

因我在硕士期间兼修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课程，最后硕士论文的题目选择了《法理学视阈下的跨国公民社会》。这篇论文有着很强的政治学色彩，法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不甚突出。而且就在答辩前不久，《求是》杂志刚刚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出警惕“公民社会陷阱”。为此，我不免担心会否因选题等方面的问题而遭遇挫折，尤其不希望先生认为我的观点与他相左。事实是我的担心都是过虑了。在答辩过程中，先生针对我论文中的理论提出了一些学理上的问题，也对它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先生以及武大法学院的自由学风和宽宏气度，是我在武大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

读博士期间，我也参与不少法理学硕、博士答辩的协助工作。每到毕业季，教研室的答辩便像永无止境的拉锯战，一场连着一场，往往从早到晚忙碌不堪。先生即使年过七旬，依然亲力亲为，一场不落地为珞珈山法理学的门庭坐镇把关。每一篇论文，先生都会认真审阅、提出建议。只要答辩在继续，他就总是和其他几位答辩委员一起不倦地工作，没有特例。

我的两位业师徐亚文教授和张万洪教授都受教于先生。多年以来，徐、张两位老师耳提面命，每每教诲勿忘先生的传道授业之恩。若无先生的开创之功，我们这些后辈子弟诚然不知如何安身立命。近日正好应一些朋友的邀请在线分享关于法学的浅见，今天修改讲义大纲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无心间恰是按照本体论、价值论、范畴论、运行论、关联论和发展论的框架来展开论述。而这一法理学体系不正是先生的创举吗？可见先生的学术思想印刻在我们这些珞珈学人的脑海深处，早已成为我们法律思维的内功心法，轻而易举就会显露我们的门派与师承。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这不能不令珞珈法律人哀伤垂泪。我们在哀伤之余，更应努力奋起，继承先生的衣钵，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一时起伏，认真对待学问，认真对待权利，方是不辱没师门，方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程骞

2020年12月3日

泣书于斯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