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李龙先生
车 英
2020年12月3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忙着写一篇文章，此时我的手机一个劲儿地作响，我拿过手机打开一看，惊呆了，有上十位朋友发来门了一则消息：讣告：
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新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国法学会“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湖北省“荆楚社科名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李龙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2月2日15时45分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今年是庚子年，是个不祥的一年！整整100年前，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太烧圆明园，强行索要庚子赔款。100年后的今年，新冠肺炎病毒暴虐华夏、暴虐世界。
就是在今年这个庚子年，武汉大学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有好几位重量人物相继去世：2月26日，著名国际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国际组织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梁西先生逝世，享年96岁；5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逝世，享年89岁；10月17日，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俐娜女士逝世，享年80岁；……本来这一个不祥之年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去了，偏偏又在这个时间传来噩耗：我的好朋友李龙去世了！
记得1987年10月17日下午，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教授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一趟。我放下手上的工作立即骑上单车来到了位于北三区最靠珞珈山的韩宅，我叩开韩门，发现在韩老师身边己经坐着一个人，50岁上下。他站起身来主动与我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我叫李龙，武汉大学法律系的老学生，现在黄石师院当老师，我想调入武汉大学在韩老师手下工作。
韩老师告诉我，李龙同志申请来武大工作，我同意，很欢迎！还要做些工作，有件事想麻烦你，他想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篇文章，我想这是应该的！
我说今年的最后一期己经送厂印刷，明年的第一期己经定稿，正在进入排版环节，最早可安排在第一期发出。
韩老师说那可能不行，他要在年前办完一切手续，春节后开学他就来武大上班，届时要开一个欢迎会，在会上你把这本刊物交给他，就算是武汉大学欢迎李龙重返武大的见面礼吧！
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我说先看文章吧！我问李龙：你手头上有文章吗？
他转身从书包里拿出写满字厚厚的一叠稿纸（当时一张稿纸只能写300字）交给我。
我拿过来翻了几页，文笔还真不错！我又数了数，足足有130多张，也就是说有4万字左右。
我皱了皱眉头，说：太长了！
韩老师说：那就叫他改吧！
我对李龙说：我可以考虑给你7页，也就是11000字的篇幅，其中包括中英文标题、内容提要、关键词，参考文战和注释要有五六个，而实际字在8000字左右！
李龙对我说：好！你和韩老师聊着，我现在就改！说完，他就到韩老师书房去了。
我和韩老师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这位正在改文章的李龙！
李龙 1937 年出生于湖南祁阳的一个法学世家。其曾祖父李蕊为清未进士,精通兵法,著有传世佳 作《兵镜类编》,至今仍列为我国军事院校的重要参考书目。其伯父李祖萌曾就读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 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担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解放后担任中国法制委员会委员。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李龙从小就受到了法学的熏陶。 1950 年,年少的李龙在抗美援朝的烈火中受到了锻 炼,几年的军旅生活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他在部队中从事数年的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 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懂得了人道主义的意义。 1954 年,李龙从部队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律,开始了他的法学人生。 1957 年是新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其时的李龙风华正茂,刚刚涉足法学殿堂并崭露头角, 然而一场“灭顶之灾”却降临到这位刚刚 20 岁的年轻人身上。作为即将毕业的一名大学生,他被无端地 打成右派,。随之,又因投书当时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而身陷囹圄。 20 余年的监狱生活,剥夺了他整个青年与壮年。也正是这场灾难,使他深感法制之兴衰事关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命运,从而加深了他对“国无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这一格言的理解,更因此坚定了他毕生从事法学事业的决心与信念。在狱中,李龙经历了残酷的审查之后,被分派到该监狱的《湖北新生报》担任编辑工作。在这种漫长的岁月里,现实的苦难与困惑迫使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中国法学的出路。在那里,他五度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还研读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当时能被允许阅读的各类书籍,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 理解,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李龙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功底。
1979 年,李龙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从狱中出来,李龙首先来到武汉大学,见到了自己的老师韩德培、何华辉、马克昌、张泉林等,感慨万千!其时,这些曾一度蒙冤被关进牛棚的法学泰斗们已恢复了工作,正在为重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雄风而辛勤工作。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李龙重新开始了自己 的法学生涯。他作为当年未及分配的所谓“遗留学生”被分配到了湖北师范学院任教,不久便被评为副教授,并担任政教系的系主任……
这时，天己黑了下来，李龙从内屋书房里走了出来，恭恭敬敬地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我一看，改得不错！完全是按照我的要求改的，并且是工工整整重抄了一遍。韩老师拿过去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只是在英文标题和内容提要上改了几个地方。
韩老师说：拜托了，就考虑在第一期上发表吧！
我说：尽力吧！
此时，殷昭师母走出来，说：天黑了，时间不早了，我把饭做好了，就在我们家一起吃顿饭吧！
我推辞无果，就在韩老师家与李龙一起吃了一餐饭。
回去后，我又看了着李龙的这篇文章，也改了几处，撤换了一篇文章，把李龙之文发表在1988年第1期武大学报上。
1988年春节后新学期开学，武大法律系欢迎李龙同志重回武汉大学仪式在会议室举行，我应邀带着几本作为见面礼的学报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有几处特别提到我，会议的一项议程就是我将学报献给李龙冋志。
从此，我和李龙从相识到相知，我经常去他家，他也经常来我家，我经常去他办公室，他也经常来我办公室，久而久之，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李龙调武大后的第二年就晋升为教授，不久任法学院副院长，并亲手创办了武汉大学律师事务所（后改名珞珈律师事务所）。
进入90年代后，当时武大兴起装电话之风。当时，我虽然仍在新闻系任教，但在学报担任法学、新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三个栏目的编辑。武汉大学有规定，属正科级以上者才能由学校出资3000元装电话，但个人出500元。我又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只是一名为人作嫁并跑断腿的编辑，对外联系很多，虽然非常需要，但我不够级别。无奈之下，我就找到了学报主编、时任副校长而后任校的陶德麟教授。陶老师想了想，对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是在学报负责三个栏目吗？那你叫他们三个院系各给1000元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也行！我首先找到任法学院副院长的李龙说明了情况，李龙说：干嘛只叫我们出1000块钱呢？3000块钱我包了，我们法学院包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包了！不几天，我家的电话就装上了！
2007年10月17日，李龙老师来到我的新办公室，那是我们刚刚搬入出版社大楼。他一进门就说：我们相识整整有20年了，是在韩老师家里！今天我特来看你——我20年的老朋友！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也足足聊了三个多小时，天黑了，我们一起在校大门餐馆吃了饭，还喝了点儿酒，单是我抢着买的！
2009年11月5日到2010年1月12日，我因痛风开刀后固双肺痊塞住进中南医院，差点儿告列这美好的世界。我出院后，大概是过春节之后，我在老工会门前碰到了李龙，相互问候，我说：我前不久住了70天中南医院，差点儿要死了！他说：我也一样，住了一个多月的中南医院，也差点儿完了！我们紧紧握着手，互祝保重！
去年（2019年）秋天，有一个朋友有事想找李龙帮忙，便找到了我。我带他来到李龙的新家，李龙的第一句话就说：车英啊，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缘分哪！
今年（2020年）新冠疫情暴虐武汉，武汉封城，从印尼巴厘岛过来又回不了武汉，蜗居在深圳三个多月的我曾给李龙老师打过三次电话问候。我5月中旬回到武汉后，因事务繁忙，只给李龙老师打过一次电话。
真没有想到，如此善谈、如此思路敏捷的李龙逝世了，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
李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程的见证人、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探索者拓荒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的拓荒者和人本法律观的奠基人。他的法学人生与新中国民主法治发展过程息息相关,他的人生沉浮亦与我国民主法治之曲折历程紧密相连。他的法学思想,特别是法理学思想,是我国法学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人本法律观、人权思想、法理学体系构架及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均有高度的建树。
李龙走了！我的好朋友李龙走了！著名法学家李龙走了！祝李龙教授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