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恩师李龙先生

曾 赟

2020年12月2日下午15：45分，初冬季节的一个平常日子，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在武汉中南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上面躺卧着一位老人——杰出资深法学家李龙先生。先生紧闭着双眼，任凭怎么呼喊，却依然沉默不言。老人家累了，或许只想休息一会儿。然而李先生事实上离开了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在先生住院期间，我与蒋银华来到先生病床边，看望先生；看着先生那瘦弱的脸，心里难受极了，眼里泪水忍不住流下来。当时，蒋银华还连线了吴家清、张知干、魏腊云、陈雅丽等同学。我们知道，李老师病重，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然而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深情地呼喊：“敬爱的李老师，请您别走，请您留下来！”然而老人家却再也听不见了！瞬间，无助的泪如雨丝一般。人世间为何这般无情！上苍何为非要把李先生曾受迫害而在监狱度过的22年也计入他的生命周期内？初冬的阳光最终没能唤醒沉睡中的先生，珞珈的山川树木为之哭泣含悲。

老人静静地躺卧在那里，脸上的道道皱纹镌刻着昔日的沧桑。先生一生满怀匡扶正义、济世安民的高尚情怀。13岁时，就当了娃娃兵，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为年少，拿不起三八式步枪，只能从事医疗救护工作。17岁时，考入武大法律系从事法律专业学习与研究。22岁时，先生因给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写信一事被蒙冤沉狱22年。每当先生讲述这段往事时，就禁不住流泪。李先生说，那时家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在李先生哥哥找到先生后，先生的哥哥深情地对他说：“我们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但却无法知道你究竟在哪里后。”先生历经坎坷磨难，43岁时，终得重见阳光，于黄石师范学院政教系任教，正式开启法学研究人生历程。此时，先生也已过不惑之年。51岁时，李先生回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52岁，被评为教授，并聘为博导。63岁时，被聘为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先生太爱武汉大学了，在他67岁这一年又回到武汉大学任教。李先生说，他的根在武汉大学，那里有徐亚文等学生一直以来对他的照顾。

老人静静地躺卧在那里，慈祥的脸庞仿佛在诉说法治强国的梦想。李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方面有着独特的原创性贡献。李先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先生的法治思想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即：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先生说，中国法治不能只讲“控权”，而是还要讲“保权”；“控权”是为了保护人的消极权利，“保权”是为了保障人的积极权利；“控权”和“保权”二者要有机统一、不可偏废。先生的鸿篇巨制《人权理论与实践》、《人本法律观研究》以及集毕生心血著成的《中国法理学发展史》都体现了前述法治思想。李先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建构了“六论”法理学体系。李先生是中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实践工作者。

我与李先生是同乡（祁阳县龚家坪镇），我们两个村（李先生出生在九塘村）的直线距离不足3公里。大约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中的同学李夏柏（李先生的亲戚）总在我们面前夸耀说，他村里有一个大法学家李龙；年少时，我们就对李龙先生充满无限的敬仰。一直怀揣着这种敬仰，总想能有机会拜见先生。2002年，在李先生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时，我第一次有幸拜见李老师。此后，李先生在介绍我时总亲切地称呼我为“小老乡”。2004年，我报考浙江大学法学院李先生的博士生；随后，入胡建淼先生门下，跟随胡先生学习行政法；非常感谢胡建淼先生的厚爱和教育。在杭州的时候，李先生住在嘉绿苑小区，楼层在5楼，没有电梯。每当有重一点东西要搬时，先生总叫我过去帮忙。记得有一次与先生一起搬一捆捆的书（书名为《西方宪法思想史》），在把书搬到家后，先生对我说：“能够双手提两捆书到五楼，说明我还年轻。”然后李先生按了按大腿，风趣地说：“皮肤还很有弹性。”先生喜欢吃红烧肉，给先生订盒饭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考虑先生的这个小爱好。先生喜欢吃米粉，有空的时候我陪着先生在嘉绿苑小区门口的小店吃米粉。2004年，先生重回武汉大学任教，但有时候先生还到杭州。每次回到杭州，我都陪着他；晚上睡觉时，先生在里面的房间里睡，我在外面的房间。睡觉时，先生总是亮着灯。有一次，我想把房间的灯关了，先生说，不要关，因为年纪大了，睡眠不是太好，醒来时有灯方便翻翻书，也方便把思考的东西写下来。后来，先生到杭州的次数就少了，我有空的时候就到武汉大学拜见先生。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如同就在昨日。难忘先生的谆谆教诲，难忘先生的提携和关怀，难忘先生的音容笑貌。

李先生千古！愿李先生在天堂里没有病痛！

 

2020年12月4日泣书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