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根林教授论“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限缩”

与刘宪权教授论“刑法理论前沿、热点问题研究”

珞珈山麓，群贤毕至。值2016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武汉举办之际，我院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刑法学学术系列讲座陆续开展，两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梁根林教授与刘宪权教授分别于10月16日上午和下午在法学院325教室为我院师生们继续带来刑法知识的“学术盛宴”。

上午九点，梁根林教授做题为“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限缩”的专题讲座，我院皮勇教授主持。梁教授具体从三个角度进行展开：首先，对《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立法维度与策略进行描述；其次，在立法论范畴内对《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进行事实与规范性的评价；最后，提倡在法教义学范畴内对修正案进行教义学限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社会。

从修法的维度上谈修正案，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扩大犯罪圈；二是调整刑罚量。同时，梁教授将扩大罪圈的策略概括为10条：（1）设置新罪；（2）降低犯罪门槛；（3）增设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4）减少构成要件要素；（5）不再严格区分主观故意与过失，模糊处理罪责要素；（6）预备行为实行化；（7）扩大犯罪行为的参与方，帮助行为的正犯化；（8）废止某些罪的刑事归责的阻却事由；（9）增加诉讼救济的规定，提高刑事自诉的成功率；（10）删除嫖宿幼女罪，以强奸罪进行处理。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如此大幅度地对罪与刑进行修改是以往未曾有过的，而且整体上是通过优化刑罚结构和完善刑罚制度来调整刑罚量的维度，特别是对犯罪圈的调整，充分表现出刑法干预的早期化、扩张化与能动化。“刑法具备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始终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动力，中国要朝着法治国、福利国、安全国的目标进步，集体安全的诉求就要求决策者须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梁教授进一步指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法学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影响立法的诸多方面。从刑法教义学视角来看，我们应追求刑法体系的自洽性与合目的性，在合理体系和目的指引下，即便法条过于灵活，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限缩使用，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机械地套用法条，必须结合刑法教义学进行合理的适用。

下午两点，在主持人皮勇教授的隆重介绍下，主讲人刘宪权教授面带和蔼之容步入会场，以“刑法理论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的主题开启了下午刑法学学术讲座之旅。

刘宪权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对当前刑法理论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论：首先，论及的是刑法的理念问题。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刑法人人平等是刑法的三大原则，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罪刑法定原则更是被各国普遍接受，成为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但刘教授指出，我国《刑法》第3条关于罪刑法定的规定与世界各国所通行的罪刑法定内容并非一致，其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而忽视了对被告人的保护。

随后，刘宪权教授对当前的刑民交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指出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应坚持“刑事看行为，民事看关系”的原则。同时，对当前刑法学界提出“行政优先”的观点进行批驳，主张刑法乃最后保障法是从立法层面而言的。即在立法中，将行为规定为犯罪须谨慎处理，但在司法层面上，行为一旦符合刑法规定，就应借助刑法来对行为进行规制。

另外，刘宪权教授对热门的网络犯罪问题也发表了看法，主张对网络犯罪的惩治不能一律从严从重，而应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讨论：（1）若行为通过网络造成的危害与线下造成的危害并无差别，则可直接按照现有的标准定罪处理；（2）若行为通过网络造成的危害远大于线下的危害，处理时可从重；（3）某些行为线下构成犯罪，线上却可能不是犯罪，则不能机械地按照传统的规定来处理，而应保持宽容态度，适当放宽其犯罪认定的标准。

全天的“学术盛宴”生动而深刻，处处闪耀着真知灼见，两位教授思辨的魅力和激情的阐述笼罩者整个教室，令在座听众无不陶醉。演讲结束后，在场师生们分别踊跃提问，教授们一一回应，大师与后学之间的互动，既有严谨细致的回答，也有循循善诱的教诲，还有诙谐幽默的笑谈，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上下午的两场讲座无不超过了事先约定的时间，精彩纷呈，意犹未尽。主持人皮勇教授对两位教授的精彩演讲，对广大师生的热情参与分别表示了衷心感谢。于此，16日的“学术盛宴”在在座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高浩然、谭宇 图/李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