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鲠生先生

    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院士。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法，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及巴黎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及校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1945年7月至1949年8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周鲠生（左一）与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巴黎的合影

周鲠生先生的珞珈岁月

    1928年7月，周鲠生和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曾昭安等人一道，被国民政府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参与武汉大学的筹建工作，自此与武大结下不解之缘。从1929年到武大任教到1949离开武大的20年间，周鲠生既担任法学院教授，同时先后兼任政治学系主任、法科所所长、教务长、校长。无论是作为学者、教师，还是大学校长，无论身处怎样动荡的时局，他始终肩负将武大“建立华中学术文化中心的使命”，孜孜以求于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殚精竭虑于教育兴衰、大学存亡，为武汉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1930年周鲠生先生的阖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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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诲人不倦的教授  ❖

    作为我国现代国际法学界的泰斗，20世纪20-40年代周鲠生主讲过多门学科的课程，如国际法、国际法成案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欧洲外交史、欧洲政治史、比较宪法等课程。无论在北大，还是武大，他的课都深受学生欢迎，常常课堂被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教室的窗台外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曾经这样回忆周鲠生讲授宪法和国际法课程的情形：他“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一进教室，首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著名国际组织法专家梁西到了晚年，仍感念于周鲠生对于他的专业启蒙：“虽然是校长，事务繁忙，却一堂课都没拉下。他上课时间把握得很好，总是伴着上课铃声进门，然后把一块大怀表放在讲台上，开始讲课。下课铃声快响时，周先生的课刚好讲完，从不拖堂。他授课的风格是学者型的，娓娓道来，平静而不假于辞色。上课也很认真，没有废话，讲的内容都是精华，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讲义。这种认真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正是在周先生的课堂上，我对国际法越学越认真，兴趣也越来越大”。

    周鲠生熟读经、史、子、集，通晓英、日、法、德诸国的语言，不仅具有牢固的汉学根基，而且具有阅读、翻译、写作、宣讲多种外文原著的特殊本领。他的授课之所以备受推崇，正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同时与他的精心备课也密不可分。他非常注重教学艺术，课前对于每个专题的重点、难点、争论点都有细致的考虑。他的课堂讲授主次分明，旁征博引，层层剖析，而且注重在比较阐述的基础之上加以评论，把学生一步步引入更高的学术境界。他嫉恶外国教材中含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每讲一门课，就自己编著一套讲义，后来出版的《国际法大纲》《现代国际法问题》《万国联盟》《国际法新趋势》《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欧洲政治史》等著作都是由他的教学讲义汇编而成，其中融汇着中外著作的精华和他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周鲠生对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指导，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采用了习明纳尔（Seminar）的方式，由学生选择专题和参考书，然后拟出大纲、写成文章进行随堂报告。每个学生报告完毕，他先让学生们各抒己见、充分讨论，再进行全面总结，鼓励学生进一步思考、提高。这种教学方式加速了学生的成长，而他自己的教学工作量也成倍地增加。

    执教30年，周鲠生总是将教学、育人二者并重。每届学生毕业，他都语重心长地予以临别赠言，告诫大家“大学毕业，只是独立自学的起点，决不可自满自足，贪图安逸”，勉励大家勤学不辍，报效国家，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读点新的书籍杂志。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 1936年武汉大学毕业纪念册中的周鲠生先生照片

02

❖  求贤若渴的校长  ❖

     1945年8月，周鲠生结束赴美讲学，回国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熬过十四年抗战，武大遍体鳞伤，元气大伤:首先是教员缺乏，其次是经费短缺。国民党发动内战后，通货急剧膨胀，物价飞涨，武大远在乐山，先要复校，但复校经费又严重不足，学校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周鲠生对办好武大仍充满信心，他希望将武大真正办成华中地区学术文化的中心，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5千乃至1万学生的大学。“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周鲠生迎难而上，四处奔走求助筹措复校经费，经过他一年多的奔波和全校师生的努力，武大终于在1946年10月迁回珞珈山。同年，武大恢复了农学院，1947年初又增设了医学院，至此，“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在办学理念上，周鲠生服膺教育家蔡元培的治校精神，认定优秀的师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他本人也如蔡元培般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不论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他都会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尽全力去聘请。他不仅把目光放在知名学者身上，而且善于从各个学术领域发掘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名校求学多年的佼佼者。

    周鲠生在回国前夕亲自到美国的许多大学去物色人才。在哈佛大学，他盛情邀请当时被称为“哈佛三剑客”的留美博士韩德培、张培刚和吴于廑到武大任教。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曾回忆说：“我当时几乎是同时受到两个学校的聘请，一个是武汉大学，另一个是浙江大学。武大的周鲠生校长聘我担任法学院教授，浙大的竺可桢校长聘我担任法学院院长。由于周校长是我非常敬佩的法学大家，到武大任教对我的专业发展更为有利，于是我选择了武汉大学。”  

    周鲠生同时聘请的还有刘涤原、谭崇台、吴纪先、李崇淮等青年才俊，这些年青的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武汉大学的教师骨干，并发展为国内知名的学者。仅1945年到解放初，从美国留学生中应聘来武大的青年教授就达到50多人，武大新老学者荟萃，各种学派碰撞交流，珞珈山上的自由学术探索蔚然成风。

    对于周鲠生的治校才能，胡适曾大加赞叹。20世纪40年代后期，胡适到珞珈山讲学时，曾向被周鲠生校长请去作陪的韩德培等年轻教授大发感慨，说武大作为北大学者在扬子江边创办的名校，可以说是“功不唐捐”。他还说：“周先生才是真正当大学校长的人才，你看有这么多年轻人跟他，而我胡适之相比之下只是个混世魔王。”

▲应周鲠生先生之邀到武大任教的“哈佛三剑客”，左起依次为：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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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生如子，护校似眼  ❖

    作为一名充满正义感的大学校长，周鲠生非常爱护学生，对进步的学生多加保护。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特务军警包围了武大的学生宿舍，枪杀3名进步学生，并逮捕了20名进步的师生，其中包括缪朗山、朱君允、梁园东、刘颖和金克木等5位教授，造成了震惊国内的“六一”惨案。惨案发生之时，周鲠生正在南京筹款，闻讯后于6月2日飞回武汉。当他看到几名惨死的学生，悲痛欲绝，“我要全力争取惨案的合理解决，被捕师生应立即释放。”旋即他便出面与国民党武汉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师生和办理蒙难学生的善后事宜。经过全校师生和鲠生先生的共同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蒙难学生的家属，并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

    1948年，武大2名学生地下党员为纪念“六一”惨案一周年，编写了一本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的小册子《血货》散发全国。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以煽动闹事为名将学生逮捕，妄图公开审判加害。周鲠生对此深表愤慨，亲自召集法律系教师开会商讨对策，并指定2名教师作为学生的辩护律师。在他的努力下，2名学生很快获保释放。当年，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又传讯18位武大进步学生，妄图加以迫害。周鲠生明确表示，由校方、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护送学生出庭，并成立以韩德培为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为学生辩护。由于师生的配合斗争，终使被传讯的学生获释，免遭毒手。

    1948年3月，何应钦继孙科之后出任行政院院长，亲自到珞珈山请周鲠生入阁担任教育部部长，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

    武汉临解放前夕，白崇禧曾命令武大迁校桂林，周鲠生坚决予以抵制。当时盛传白崇禧将派军队来武大进行破坏，屠杀师生，弄得人心惶惶。周鲠生一再向师生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我一定要坚守在学校，保护好学校，等待移交新来接管的人。”在学校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周鲠生的临危不乱、态度坚定，稳定了人心，保护了学校，使得武汉大学得以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1960年周鲠生夫妇与二女婿周镜院士在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