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辉先生

    何华辉（1925.11.07-1996.1.17），湖南益阳人。我国杰出的宪法学家与政治学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1年毕业，同年被选派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主要从事宪法学研究。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从事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4年宪法颁布后，其与人合著的《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较早系统阐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专门著述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等职。在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共发表论文、译文60余篇，主编、参编或独著、合著的教材、著作共13部，是新中国宪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风骨傲然的宪法学大师何华辉

秦前红

01

❖历尽磨难，追求真理❖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南一地，人才辈出，法学领域更是颇多潇湘风流人物。作为中国宪法学的泰山北斗，何华辉先生也是湘籍法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大将。1925年11月7日，何华辉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小作坊主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是当地闻名的早慧才子。1946年，何华辉从湖南省省立第一中学毕业，高分考入当时青年才俊最为倾心的北京大学，就读于法律系攻读法科专业。彼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正雄心勃勃致力于北大全面复兴，欲“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不遗余力地为北大延揽人才，这对于求学阶段的何华辉而言可谓是恰逢其会。其兴趣点不仅仅局限于法科一隅，而是旁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门类，为其日后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1年，何华辉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以优异成绩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研究生班，从事宪法学专业的专门学习与研究，其乃我国最早自主培养的法科研究生之一。1953年，完成研究生班学业的何华辉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自此与珞珈山结下不解之缘。

    初到武汉大学，何华辉年不到28岁，主要负责讲授国家法、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法等课程。作为青年教师，虽然教学工作经验尚有不足，但何华辉为学生授课生动活泼，加之对学生高度负责，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感。同时，自身学术基础本就扎实的何华辉更是勤勉上进，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凭借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得到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的赏识，承担起校长法律秘书的重要工作。1954年新中国首部宪法颁布后，在李达先生的主持下，何华辉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的写作，其后又与人合作撰写了《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系统阐述了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创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7年，何华辉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曾经有人试图劝说何华辉，以“揭发”某位前辈学人来换取不被戴上“右派”帽子。出于对前辈学人的敬重，更出于对自身底线原则的坚守，何华辉拒绝出卖师长。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教师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教研舞台，黯然接受下放劳动的命运。

▲1982年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何华辉先生（右一）参观武汉市司法局的监狱改造农场

    何华辉最初被下放到八里湖农场劳改。1961年“反右”形势有所和缓，他虽未摘帽，但得以回哲学系接受监管。1970年，又以“右派分子”身份被发配到武汉大学的湖北沙洋分校。尽管名为“分校”，但其实质还是沙洋劳改农场，在沙洋的近十年间，这位科班出身的青年法学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喂猪和填饱自己的肚子。

    如果说离开武汉大学只是让何华辉失去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需承受身体上的巨大折磨，那么妻子携带一双子女的不告而别则更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无限痛苦。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那段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何华辉甚至曾经有过一死了之的灰暗念头。也正是在层层块垒难消的抑郁中，何华辉烟不离手，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这也为其年老之后的羸弱多病埋下祸根。

    1976年，全国政治气候转暖，何华辉从沙洋劳改农场回到了武大哲学系资料室接受监督劳动，距离重回自己魂牵梦绕的讲台终于只差一步之遥。197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启动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何华辉与全国五十余万“右派”一样得以摘帽而重获正常的人生。从1957年被陷入“右派”的噩梦人生到1979年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昔日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已是年华老去、两鬓斑白。不经历乱世坎坷，不能明白盛世人权的可贵。20余年坎坷如一梦，赋到沧桑句便工，身躯残破却更要因此仗义执言，或许正是那一代法学学人的宿命。

    1979年，尽管何华辉已经54岁，但是他重整书囊，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重建与恢复工作之中。1980年，法律系恢复招收本科生，何华辉为本科生主讲“宪法学”等课程。由于历史原因，何华辉在1980年时职称还只是助教，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他晋升为讲师，同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一跃成为同辈的佼佼者。

    1982年何华辉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又为研究生开设了“比较宪法学”“外国宪法学”“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韶华易逝，何华辉只能用更为勤奋的治学来弥补在牛棚猪圈间蹉跎的时光。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著述连续问世，硕果累累大观。在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授课之余，何华辉笔耕不缀，先后发表50余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独著或与人合著学术著作14部，诸多观点对于中国宪法学学科发展乃至于中国民主法制社会建设都起到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基于何华辉在宪法学界的影响力，1984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时，何华辉即被推举为学会首届副理事长，1989年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将他选入《世界名人传》，1991年何华辉作为宪法学家被载入《中国法学家词典》和《中国当代名人传》，1993年武汉大学100周年校庆时，何华辉位列59名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1985年何华辉先生（左一）、吴家麟先生、许崇德先生在宪法学年会相聚

    除了学术成果斐然得享大名外，何华辉在晚年终于拥有了幸福的个人生活。1982年，在同事的热情介绍与何华辉的诚心执着下，同样作为教师的赵宗荃女士与何华辉喜结连理。

▲ 何华辉先生与家人在一起

    何华辉烟瘾极大，乃是下放农场改造期间养成的痼习，每天几乎烟不离手，因此染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据他的学生回忆称，20世纪80年代末，何华辉已不怎么能自如活动，到了90年代，出门就只能坐轮椅。由于何华辉哮喘病加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年冬天都要离开武汉到海南过冬，病重时上下飞机都得用轮椅抬，洗澡不能自理，呼吸要借助氧气，发展到后期晚上睡觉甚至无法躺下。

    1995年冬，何华辉考虑往返武汉海南之间兴师动众，决意在武汉过冬，孰料就此一病不起，于1996年1月17日不幸辞世。在其弥留之际，他还惦记博士点的建设和在校博士生的继续培养问题，并留下遗言，将他名下的学生托付给马克昌和许崇德先生照顾。

02

❖  道德文章，饮誉学界❖

    何华辉勤于科研，且时有创新，文笔优美，这一点为宪法学界的几代学人所公认。他发表的《也谈人权问题》《实行法治就要摒弃人治》《论宪法监督》《浅论三权分立》《建立新的比较宪法学刍议》《中国宪法之特色》等论文具有广泛影响。他与许崇德教授合著的《分权学说》，以十分洗练的文字对三权分立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资产阶级宪法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对其理论沟稽渊源，对其实践运用多方考察，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学观对三权分立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力作。他的代表作《比较宪法学》在体系和内容方面创新开拓而卓然一家，被学界誉为我国比较宪法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成果。尤为可贵的是，他的不少论著不为时讳，透露着他的率直和对真理的追求。何华辉患有疾病，晚年行走不便、足不出户，做科研要付出别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但他的一些手稿字迹工整、笔力遒劲，文字精练、优美，几乎是一气呵成，看得出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下笔书写。

    何华辉在教学科研之余，还致力于中外法学交流。1985-1986年，他先后应邀赴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多所大学的法学院讲演中国宪法专题。1980年的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事件，为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中国政府在1981年作出中荷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的决定，整个改革开放初期荷兰与中国的交往都比较淡薄，不少荷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了解很有限，有的甚至存在较大的偏见。有一次，何华辉去海牙的一所大学讲学，没想到对方接待他的人很傲慢，以挑衅的口吻提出何华辉在演讲中到底是准备使用荷兰语、西班牙语、英语还是法语。本来他准备了一个英文讲稿，看到对方言语不恭，便马上表示说：“我这次演讲打算用中文。”对方竟说：“用中文演讲在这里没有先例”。何先生反问：“请问在这里用荷兰语、西班牙语、英语以及法语演讲的先例是谁创立的？”对方一时语塞，半晌才说：“使用这些语言演讲的先例现在已无从查考”。何华辉马上声言：“请你记住，用中文在这里演讲的先例是由中国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所创”。对方这才意识到自己礼数不周，理亏之下，只好依从何华辉用中文演讲的决定，并临时找了个翻译。何华辉的智慧和骨气由此可鉴。

    何华辉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他常教导学生“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人能做到无私心杂念，就可以大义凛然。他希望学生成为品德高尚、思想进步、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人，成为能独立思考、不阿附权贵，不讲假话的人，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尽管曾经遭受过22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却用常人难有的宽容和理解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劫难，很少提及受过的委屈，总是乐观地对待人生，豁达地笑谈得失。时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在《宪法学研究文集》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初上讲坛的何华辉：“一位才思敏捷、言辞犀利、英气勃勃的青年学者。每有争论，他总是敢于直陈己见，有时力排众议，不少假借。而每有所发，总是言必有据，决不肯媚俗趋时，牺牲真理。他对教学高度负责，授课时谨严生动，要言不烦，当时就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他始终不失赤子之心，淡泊自持，不为利锁名缰所困，唯学术是从，唯真理是依。他刚正不阿，决无丝毫乡原习气。他宁可得罪人，决不作无原则的圆通迁就。”何华辉一辈子所当过的最大的“官”也不过是教研室主任。他已逝去20多年，但在武大、在中国宪法学界、在中国法学界，凡是认识何华辉的人，提及他时无不肃然起敬。

▲ 1985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何华辉先生（右一）、马克昌先生与欧文·费斯教授、哥斯廷教授

03

❖春风化雨，慈严如父❖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何华辉的讲课很有特色。他从不点名，教风洒脱，授课旁征博引，事例丰富，观点新颖，启迪性强。有意思的是，他嗜烟如命，讲一段必定就要点支烟，几乎是接着抽烟，如偶而忘记点烟了，他的思维似乎停滞了，这时讲授会突然停顿，教室也静寂无声，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更加聚精会神望着，只见他缓缓拿出烟，划根火柴点上，美美地吸上几口，然后在吞云吐雾中再次开讲。

    对待学生，何华辉集严肃与和蔼于一身，如《论语》中所谓：“望之俨然，即之则温，听其言历也”。何华辉对学生有着深沉的挚爱和殷切的期望。他竭心尽智，授业解惑，他无私扶持，奖掖后学，凡是有利于学生发展成材的事，都尽心尽力而为。同时对他们的为人治学又要求极严，始终把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来要求弟子，一旦发现其在做人品行方面的不足，便会很严肃地提出批评，甚至采取旁人难以理解的严厉方式予以责难。他批评弟子时，眼神非常严峻，话语虽不多，却透露着无形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何华辉注重学生道德人格的修炼，但从不对弟子进行空洞的说教。有一次，几个弟子在他家参加首次研究生见面会，他说起自己和马克昌先生到韩德培先生家中拜访时，通常要站着向韩先生请安、汇报，如果没有韩先生的口头直接示意，他们是不会落座的。他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弟子，应该对师长保持礼貌尊重，对上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1995年何华辉先生（左一）在武汉大学宪法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武汉大学宪法学博士点是新中国最早的几个法学博士点之一，博士点的创建凝聚了何华辉的巨大心血。这个博士点培养出的许多学生如童之伟、周叶中、秦前红、胡肖华、朱福惠、邹平学、周伟、董嗥等都已成为当下中国宪法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其所以如此都与何华辉独到的选才育才视角、开放的学术胸襟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有关。何华辉开始招博士生后，就规定自己以往的“硕士”弟子们，如要读博士，一年只许一个人报考，即使万不得已有多人报考，他也只会招一个。他说，如果对自己的弟子太过偏爱，只招过去的学生，“江湖”上谁还敢报考他的博士？当时的研究生招生人数较少考试的制度安排通常是笔试完后立即面试。每年研究生面试后，何华辉都会让他的妻子赵宗荃在家亲自做饭，宴请全体考生。赵宗荃是烹饪高手，饭菜做出来色香味俱佳，加上先生这份礼贤天下的情怀，使每个考过何华辉研究生的人都终生难以忘怀。

    何华辉对体育比赛有着浓厚的爱好，象棋棋艺也十分高超。如果来访的人能够与他旗鼓相当地杀上一盘，那将令他快乐无比。师生饭后共赏体育竞赛或棋盘对杀的场景，也成为众多弟子难忘的人生记忆。

▲ 2016年秦前红教授与师母赵宗荃在何华辉先生塑像前合影

    何华辉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浓缩了他那一辈宪法学人的命运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宪法的不平凡历程。正如他在自撰的《七十抒怀》中所言：“七十人生古来稀，人生忧乐总同栖。挑灯夜读忘更鼓，踏露晨耕听晓鸡。昂首堂前宣国法，侧身阶下着囚衣。晚年幸得升平乐，欲引歌喉怯调低。”

本文图片来源于《何华辉文集》和何华辉家庭影集。 部分内容转引自以下文献：

1.邹平学《追忆恩师何华辉教授》载《宪道》20161031 期；

2.秦前红《师道永存师恩难忘——秦前红回忆导师何华辉教授》，载搜狐网“中视联播”20161104；

3.许崇德《序》，载《何华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4.陶德麟《序》，载《宪法学研究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